这个计划遭到了医学界、伦理界和不少媒体的强烈反对。美国神经外科医学会主席说：“我不希望这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我不会允许任何人对我做这样的事，因为有很多事情比死还难受。”
“这是不是一个愚人节玩笑?”这是北京协和医学院教授，伦理学家翟晓梅听到此事的第一反应，“要不就是在炒作。”在她看来，这一手术风险很大，安全性得不到保障。翟晓梅认为，如果手术是为获取科学知识，那是为了将知识应用在其他人身上，这时就必须做利益风险评估。如果是为了在临床上解决患者的问题而采取创新性疗法，翟晓梅说，那也需要提供“有道理的方法”，“不是科学家自己说有道理就行了，必须是医学共同体公认的道理。”
不过，在任晓平看来，“人类医学的进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临床常常走在伦理的前头。”他说，自己20年前在美国做手移植手术时，当时也有非常多反对意见，说首先需要做大量实验才行，“最后做成功了，很多一开始反对的人后来也认可了。”
那如果他的手术失败呢?这可是生命。对记者的这一问题，任晓平回答：“那就接受失败的风险吧，要挑战世界难题，就得承担相应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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