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马斯特斯的行为治疗、伟哥、激素补充、催眠疗法、中国古代房中术……针对人们在性生活里的各种困扰，精神科医生、男科大夫、护士以及中医专家们，各自提出了一套解决办法。
然而，调查发现，在中国，性治疗师尚未成为国家认可的职业，他们游走于法规与伦理的模糊地带，提供的性治疗服务也良莠不齐。尽管如此，性治疗已经悄然发展成一个隐秘而庞大的产业。
这或许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美国，自伟哥诞生以来，阳痿的诊断率就从原先的7%飙升到40%。虽然高尔夫球星“老虎”伍兹当年在“松林诊所”接受了6周的“性瘾”治疗，但“性瘾”作为一种疾病迄今还未被主流医学界所承认。
对此，社会学家认为，在“医学化”的框架下，自20世纪以来，性，就一直是医学重点加以治疗和干预的范畴，而且被极其严重地“问题化”和“污名化”了。“医学化”的认知，必然带来医学的“矫正与治疗”，甚至会成为唯一的解决手段。
然而，社会学家的批判，阻止不了性治疗产业的发展。除了受经济利益驱动外，在中国社会的性文化从工具理性走向全然的快乐主义的过程中，即使秉承“医不叩门”的准则，人们也会为更多个人化的性烦恼而主动寻求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