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到了清乾隆年间，英国人约翰·巴罗作为马戛尔尼使团的一员，走遍中国大江南北，他也曾说道：“这种令人憎恶的、非自然的犯罪行为在他们那里却引不起什么羞耻之感，甚至许多头等官员都会无所顾忌地谈论此事而不觉得有什么难堪。这些官员们都有娈童侍候，那些漂亮的少年年龄在十四至十八岁之间，衣着入时。”
可见，普通游历的西洋人由于少了传教的包袱，反而能自在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那么，同期中国人对同性恋的看法又是如何呢?最有趣的例子当属《金瓶梅》中的陈经济，他最初娶了西门庆的女儿西门大姐，但是整天挖空心思地勾引丈人府上的女人。当他落魄的时候，又很自然地和道士、土作头儿等发生鸡奸关系。总之，由男入女，由女入男，对他而言，丝毫不觉得有什么障碍。
而明代很有名的尺牍集《折梅笺》中就收有一个双性恋者对友人疑难他如何能在男欢与女爱之间长袖善舞的回复：“入则粉黛(女宠)，出则龙阳(男宠)……截董贤之袖者，婕妤(董贤之妹亦受宠爱，被封为昭仪，“婕妤”不当)岂至无欢？啖弥子之桃者，南子(卫灵公夫人)未闻冷落。一天子一诸侯，何尝无储君无世子者?”
事实上，严格来说中国古代社会对同性恋并不宽容，宽容的其实是双性恋，只要一个男人完成了自己传宗接代的使命，在此基础上沉湎同性恋并不受指责。而在天主教的国度中，这显然是无法想象的，比如16世纪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的吕宋(今菲律宾)，据明代万历年间的张燮记载，“吕宋最严狡童之禁，华人犯者以为逆天，辄论死，积薪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