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清代，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第一次正面对决，使得彼此旧日累积的看法完全情绪化了，以至于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荔室丛谈》载：“黎伯春自西安归，言彼地士民多被西洋历士阳玛诺等以迷药诱入天主教。其教男女混乱，大致以宣淫采战为主。凡生子至三月后，每卧时以小竹管贯入谷道，晨起拔出。约十岁许则止，不识何故。”这里“不识何故”，以模糊的用语达到做实其罪的效果。
而在另一本《风土广闻》中，则明确指出：
洋夷通习天主教，皆弃绝人纪，下同禽兽。人初生三月，无论男女，均以小空管塞粪门，夜则取出，谓之留元，使粪门广大以为长大便于鸡奸。父子兄弟互相奸淫，谓之连气。且谓不如是者，则父子兄弟情疏矣。不知我中国人亦有从其教者，不诚禽兽之不如哉!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情况，随着教案的发生越来越频繁，中国人受到羞辱的自尊急需寻找一个宣泄点，这就有了同治年间最着名的反洋教资料汇总的书籍《辟邪纪实》，这本书中可以说是收集了自从天主教进入中国来的种种“恶行”，把他们等同于类似中国古代本土的邪教，我这里不妨列举几段——
从其教者与神父鸡奸不忌，曰益慧。[弥撒之日]，老幼男女齐集天主堂，群党喃喃诵经毕，互奸以尽欢，曰仁会。兄弟及戚友久不相见，见则互相奸狎，曰合初。凡初入时，或牧师先为沐浴，曰净体，借此行奸。以后唯其所悦，而从者迷而不知，反以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