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辨证论治”在中医学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每个中医都应该很好地掌握它。另外，我们也不应该孤立地看待和片面地强调“辨证论治”，必须将它看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认识到它是建立在中医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之上的。要想有效而自如地掌握它，就必须全面系统地学习和掌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并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提高。
现代中医对“证”的演绎
现代中医是指证1949年以后的中医，1954年朱颜先生首先提出对中医“症候治疗的一般性规律”的讨论。这里所说的临床症候是整个外观性病象的总和，这个观点与古代中医对“证”的理解和解释是一致的，即症状群。但朱颜提出的是将“症候”作为中医临床治疗的依据，则是不十分正确的。
1957年任应秋先生首先对“辨证论治”进行了定义：“中医辨证论治的方法，是依据机体病理变化的若干症候群，辨识为某种性质的证候，而确定其治疗，因为它认为构成证候的证候群，就是病理机转的具体征象，而证候就是病理机转征象的总和，也就是对疾病总的观察和认识，根据总的观察、分析和认识，进行治疗，便是辨证论治”。并明确地指出：“中医的证候决不同于西医的症状，中医的证候，完全是施治用药的标准，而西医的症状，不过是描写病人的异常状态，殊非诊断治疗上的关键。”
几乎在同一时期，秦伯未先生提出了与任应秋截然不同的观点，他不同意将证候与症状完全对立的看法，秦先生认为：“辨证论治的意义，辨是分辨，鉴别;证是证据、现象;论是讨论;治是治法、治疗的方针。并得出的结论是：中医临床的根本，一是病因，一是主症。
中医的辨证包括了求因在内，一方面以症状为诊断治疗的对象，一方面把病因作为诊治的依据，二者不可分割。秦先生对“证”的解释，是证据、现象符合古代中医文化的本源和中医的历史事实。秦先生的观点，也被收入第一版统一教材中：“辨证，就是综合病人所出现的各种症状，以及一切与疾病有关的因素加以分析综合，求得疾病的本质和症结所在。“辨证，就是在整体观点的指导下，根据病人一系列的证候加以分析，来探求病变的性质，所在机转从而了解疾病的本质，作为施治的准则”，辨证必须从一群证候中去辨证。”但这段文字有两点是存在认知的不足或缺陷的。
一是分辨、鉴别证据、现象的辨证与讨论治法的论治，缺乏必然联系的思维纽带，缺乏将辨证与论证形成一个整体的内在联系的基础。未能把中医传统的治疗学的学术特点阐述清楚。
二是将辨证解释为辨别疾病的证据和现象，而西医诊断的疾病时也同样存在着将各种症状、体征，加以综合性分析的必须使用的步骤，这样也使得中医的辨证论证完全不同于西医的诊断特色无法凸显出来。
此时的中医对辨证论治形成了学术争鸣的局面，有人认同任应秋的观点，也有人同意秦伯未。此时我国中医步入到了“西学中”的历史发展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医的学术舞台几乎被西医学习中医的学者所主持和主导。当时的中医形成了由老中医、新的中医和西学中三类人共同组成。老中医有较高的中医基础理论的功底和临床治疗经验，但缺乏的是西医临床知识，不具备现代科研的能力。
新一代中医由于要经过20年的磨砺还有可能有所斩获，呈现出青黄不接的局面，中医几乎难以独立支撑起以西医为模式，组建的中医医院的正常运行。还不能很好的将自己的学说、理论以现代的语言和方式介绍出来。而西学中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不仅具备了以上中医不具备的能力和素质，而且经过学习了中医理论掌握了一定的中医临床治疗方法，虽然缺乏对中医理论系统的、深刻的理解，但应用在西医、西药的基础上照葫芦画瓢，几乎主导了当时中医的沉浮和发展趋势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在西学中所主导的中医，出现了对中医解读和理论发展的怪胎。由于他们的头脑中西医的理论已经成为固有的模式，对中医的理解也会自觉不自觉的纳入西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采用的是以西医作为模板，采用了让中医对号入座的方法进行研究。这种以西医学科的特点强加于中医的研究方法，犹如削足适履、刻舟求剑，不太会给中医的发展带来好处的。也会使中医的特色与优势无法显现出来。
具体地说，辨证论治的提出是现代中医为了区别西医的一个理论特点，但为了使西医学习中医的人，能尽快接受这个观点，中医老师会反复说明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中医治病，不重病名，不论是什么病名，无论有无病菌的感染，一概以辨证论治的原则来治疗。如此一来，西医虽然听明白了中医老师的道路，但他们的临床便会从西医的角度来考虑辨证论治了。如西学中的吕维伯与林平清对中医的辨证的证候，大致有以下几个意义。
1、证候是许多症状和体征的综合，例如热证，就是发热、口渴、烦躁、面红、尿少色黄、脉数等综合。
2、证候一方面是许多症状体征的综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引起这些症状的病因(即邪正两个方面的情况)是什么。因此，有些证候常以引起该证候的病因来命名，如伤风，是恶风、发热、汗出脉浮的症状综合，同时也说明引起这些病症的病因是风邪。